“图书馆、藏书家、书商与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学术研讨会于2024年9月7日至8日在复旦大学举办配资哪家好，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近50位学者会聚一堂，就明清以来的藏书、刻书与书籍贸易活动，东方图书馆、合众图书馆、儿童图书馆等现代图书馆建设，刘承幹、孙毓修、沈树镛等藏书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气书局等书商的经营策略，德呢克、特吕布纳等来华汉学家、书商与中西文化交流等议题展开交流，探讨各类主体在近代中国知识生产中的角色。
该书集结该研讨会上发表、讨论过的优质文章，体现了跨学科的研究趋势和特点，代表了学界对于出版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今日的出版和知识生产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序言/张仲民
古画所见书业店铺研究/郭永臻
明代“三苏”古文的评点批评及其阅读出版史价值/王甜甜
歙县黄氏清中期刻书活动考/解光磊
徐渭仁古籍收藏及刊刻概述/唐永余
常熟顾氏小石山房藏书考/王玥
晚清金石鉴藏家川沙沈树镛藏书研究/邓君浩
广雅书局校勘吴翊寅生平考略/吴志鹏
吴丙湘考/娄上
孙毓修乡邦文献收藏与整理考述/乐怡
刘声木书目著录及其诗文评学意义/叶蕾
忘年相交五十载
——王謇与潘景郑交游考/周余姣 杨艺
从《丑簃日记》看吴湖帆的藏书活动/张佳苗
抗战时期程天放刻书考/徐姗姗
中国明清时期江南藏书家藏书的日本流散
——以日藏中国汉籍为中心/刘洁
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收藏中国传统典籍新探/谢辉
东籍汉译之始考/戴维
康有为《列国政要比较表》的信息来源与数据运用/陈兴
出版渊源、话剧推介和女性主体意识：吴芝瑛与《黑奴吁天录》/秦瑞丽
金港堂与商务印书馆的合资契机及合营始末
——以中日出版史结合的视角/谢紫云
煮豆燃萁：商务、中华《日本人之支那问题》译印纠纷/廖杨
《四部丛刊》抽换印本与描润细节
——以《唐文粹》为例/杨鹏
知识工程：“万有文库”策划与生产考释/路雅鑫
公益与商业的共进：商务印书馆创立东方图书馆的缘起、逻辑与启示/林英
现代儿童图书馆：对知识与未来的想象/乔世华
《吾国吾民》（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的跨文化传播/张睿睿
输入学理语境下中国报刊史著述及其融合创新/王天根 王力行
陈匡时与《梁启超年谱长编》“复旦校注本”/戴海斌
“图书馆、藏书家、书商与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研讨会综述/曾煜 银轩
后记/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私人文献的发掘、整理和出版，加之大量报刊文献的方便易得，这种源自史料学或史源学意义上的变化带来的影响巨大，使得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变得日益精细化，更加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
相应地，中国近现代的出版史或印刷史乃至有关的书籍史、文献学、目录学、文学史、报刊史、史学史等专题性的研究，都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只可惜目前这种影响的范围还比较小，很多时候没有被诸多研究者明确意识到，甚至被不少人当作所谓碎片化、负面化现象来看待。
这样的误解或不解情况也显示或继续表明大而化之的研究仍会继续占据主流，精细化、反思性的学术研究依旧会曲高和寡。
但整个出版史研究进步的表征是某些常规研究成果的深入细致程度，以及它们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示范作用，特别是其该具有的反思性和批判性，而不是继续浅尝辄止地泛泛而谈或沉湎于宏大叙事中自鸣得意。
与上述趋势相伴随，近年来的中国出版史研究也逐渐呈现出越来越细化的情况，研究深度和广度都让人印象深刻。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的研究明显出现了一个超越出版史暨印刷史的趋势，大家越来越关注出版暨印刷的社会史、政治史与文化史，注意出版与印刷问题同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关系，不再仅对某些出版和印刷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关注。
而在研究中，学者们也越来越注意使用多种多样的资料，尤其是利用大量的私密文献诸如日记、书信、个人档案之类。
在研究取径上，大家也注意结合多学科的方法，注意借鉴来自西方的书籍史、阅读史、文献学和文化理论。
以上的研究取向，可能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尚非主流，且主要存在于较为年轻的学者中间，但它应该代表了出版史研究的前进方向和真实水准，值得学界同仁加以呵护与支持。
正是基于以上情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发起了这次主题为“图书馆、藏书家、书商与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学术讨论会，希望鼓励精细化、反思性的出版史研究，希望学者们超越单纯的出版史研究，将自己的问题意识、研究对象同更广大范围的政治、社会、文化等议题对接，针对之前研究中的相对薄弱领域或仍大有潜力可挖的一些议题进行“厚重描述”（thick deion），并能围绕相关议题及有关的材料、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度研讨与反思，共同推动中国出版史研究的新进展。
会议公开征稿后，共收到各方来稿近二百篇，内容涉及范围很广，有传统的出版史、图书馆史、出版商、书商研究，还有众多关于藏书家活动、学者藏书的研究，这也是提交论文中数量最多的；也有依托于书籍或文本进行的接受史、传播史、观念史研究；有关的目录学、地方文献研究文章也颇多；还有一些讨论出版与商业利益、学科观念关系的研究；更有一些几乎很少被人关注的精细主题的研究。诸如此类，不再详细列举。
但限于会议规模，我们只选择了44篇与会交流，对于很多优秀的论文不得不忍痛割爱。
不过在选择入会交流的论文的过程中，我们秉持的原则是只看文章不看作者身份，努力选择精细化的具体个案研究成果，尽量选择那些能够以小见大具有一定理论性和反思性色彩的文章，或选择具有填补空白意义与跨学科色彩的研究。
至于那些宏观描述性和定性的研究，则尽量舍弃。
最后的结果就是大量年轻人的文章入选，其中不乏博、硕士生，甚至是本科生。但他们的论文质量却不见得差，不但其选题让人耳目一新，其论文中使用的材料都非常丰富，对材料的解释角度也别开生面。
像郭永臻的《古画所见书业店铺研究》，将古画中呈现的书业店铺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小中见大，分析古画中的书业店铺形象与在地出版业、社会经济的关系。
再像陈佩婷的《翻版猛于虎——上海正气书局涉足新文学作品出版梳考》，关注了盗版书商正气书局的盗印活动情况。
廖杨则关注了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关于《日本人之支那问题》译印纠纷，详细的史实重建之外，还注意分析两家出版商利用民族主义包装自己、建构自我爱国形象背后的商业诉求。
在2024年9月7—8日的大会交流中，会议组织方有针对性地安排了学者论文互评环节，与会的近五十名学者展开了较为热烈的讨论和交流，大家应该都会从中获益匪浅。
按照惯例，会议主办方将从与会论文中选择部分论文结集出版。同样因为论文集的容量有限，无法把所有参会者的论文收集在内，加上一些学者论文另外有发表之处，或依然有待修改，主办方从中选择了26篇。
内中较多的是关于藏书家、书商的研究，只是这些研究多用丰富的资料进行细密的论证。另外也较多选入了选题较新且较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一些文本社会史的研究、观念与文本互动的研究，出版与商业、民族主义关系的研究，等等。
另外，本论文集还特别收入了本次大会主题报告人戴海斌教授的演讲原文《陈匡时与〈梁启超年谱长编〉“复旦校注本”》，该文利用大量资料重建了复旦历史学系教师陈匡时当年校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的被人遗忘的往事，其学术史价值和文献学方法论的意义非常显著，展示了文献学意义上的史实重建对于学术史、人物研究的重要性。
以上简单地对本次会议入选论文（包括论文集所收论文）的情况及其取舍标准进行了叙述，若是能引起读者进一步关注本系列会议乃至阅读本论文集的兴趣，则不胜荣幸。只是限于个人能力，上述表达难免存在言不及义、自以为是或以偏概全之处，也请读者鉴之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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